从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到国内首座海底隧道，再到港珠澳大桥，一项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都凝结着他的卓著智慧和辛勤汗水；

他心系人才培养，倾力提携后学，为国家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他自称“工程医生”，耄耋之年的他依然乐此不疲地奔忙于各大工程工地，在现场为工程建设把脉问诊……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内外著名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荣誉教授孙钧。

“教诲永记，风范永存，永远的榜样！”“名副其实的大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同济师生纷纷向这位可敬的同济学人表达深切的缅怀和由衷的景仰之情。

“孙钧先生是同济教授的杰出代表，是同济精神和文化的传承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孙钧先生不仅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真理，还坚持躬耕实践，推动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要学习传承孙钧先生身上鲜明的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团结奋斗，科教报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同济人更大贡献。”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说。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青年时代，孙钧就勇于投身爱国护校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怀着“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知识和力量”这一强烈信念，孙钧发愤读书，勤恳钻研，苦练上千道习题，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孙钧院士在阅读文献

孙钧大学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因为俄语基础好，身为讲师的他受学校委派，担任在同济工作的前苏联桥梁专家斯尼特柯教授的专业技术口译。这使得他科研起步时主攻的是钢桥结构。他笑称：“桥梁是我的‘初恋’。”

1960年，为了我国国防工程建设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铁工程建设的发展，满足国家对地下工程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济大学任命孙钧负责兴办国内外首个“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并担任首届专业教研室主任。自此，他就一直潜心于地下结构领域埋首耕耘、甘于奉献，至今已逾一个甲子。

孙钧院士在工作中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他瞄准新的专业领域，勤奋求索。1971年，在下放农村的冬夜，他仍坚持在油灯下苦啃《岩石力学》英文原著。此后数十年的持续努力，让他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国家小组主席，2015年获学会会士荣誉称号。

“勤奋”和“惜时如命”，已成为他坚持终生的习惯。“我在李校长身边的那几年，是我学业上、科研上进步最快的年头。”他一生感念年轻时李国豪校长对青年教师的一番教诲：“一个大学毕业生五年内如果没有养成勤奋、惜时的好习惯，从开始时的手懒（不写论文了）到后来发展到脑子懒，我看他以后也就难了。”由此，孙钧暗下决心，并真正做到了数十年来未敢稍有一日懈怠，愈钻研愈有兴趣，愈有兴趣就更钻研，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孙钧主持并负责了我国首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和所配套的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建设；他又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市扩大试点地铁车站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并担任上海第一条黄浦江打浦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上海、南京、广州、宁波等各城市轨道地铁建设的技术专家。

数十年来，他在工程流变学、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近海工程抗腐耐久性研究、软岩挤压型大变形机理与工程整治等子学科都有深厚造诣，做出了有国际影响的丰硕成果。早在1997年，他就开始钻研软科学（侧重于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迄今历时20余年，亦颇有建树，是这一领域国内外的先行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孙钧院士指导博士研究生

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是他作为师者最感光荣的使命。令他最感欣慰的是：“能培养一批人，超过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从教70多年来，他悉心培养指导了80余名博士、近3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今，在我国各地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中都有孙先生及其弟子们作出的重要贡献。

他的科研工作始终瞄准国家战略、对接国家需求。“学术研究不是高校书斋殿堂内的摆饰，不能只醉心于理论上的求高求深而不联系工程实际。”他说，“我们要在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同时，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多承担重要应用基础科研项目，全力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国内第一长铁路隧道、第一长公路隧道、第一座海底和越江隧道，世界第一大直径软土盾构隧道、钱塘江隧道；长江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在施工中的深（圳）中（山）通道等数十座跨越江海、大山的特大跨桥隧工程……数十年来，他作为技术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岩土与地下工程、桥梁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研究，为我国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学问存在于工程实践之中”

即便在年届九十三岁高龄时，孙老每年还要平均外出30余次，那微驼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一个个工地现场。团队师生忆起昔日一幕幕情景，感佩不已。

孙钧院士在海外参加学术交流

“我作为一名看工程病的医生，如果连患了病害的工程现场这个‘病人’都没有见到，我怎么能把脉问诊、开药配方呢？”对于老先生来说，上工地是轻松平常的事，“只有亲历现场、眼见为实、验明正身，才能放心制定有效的技术决策。”

孙钧院士（右二）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坛子岭

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大地上，处处留下他奔忙不息的身影。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学术殿堂里做空头学问，理论对理论，空对空。我们要让理论在生产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在他看来，到工程实地勘察调研，要远胜于仅停留在各类研讨会议上高谈阔论。

早在1963年，在全国17项国家重大基金项目的结题评审中，由37岁副教授孙钧牵头的课题“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实践”获评第一名。鉴定意见中这样写道：“本项目成果在理论研讨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国际水平；更可贵的是，能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工程实践，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他看来，做科研，就是要将工程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本质和机理上作出科学的回答，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地照搬“规范”来将就解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出来后，还要考虑如何将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而这两者中间往往还存在着不短的距离。他说：“我们还要将成果反馈到实际工程中，作进一步的完善、检验和提升，最终为工程所用。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研究过程。”

即便身在病榻，也心系国家大事。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际，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孙钧院士强烈要求出院，他要赶赴灾区进行现场考察，为解决当时堰塞湖问题的整治方案出力。后经医生极力劝阻才不得已作罢。躺在病床上，老人还尽可能搜集相关信息，针对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两篇研究报告报送中科院。

“学问是一道隐函数，它存在于工程实践中，要靠基础功力来发掘，求得其优化解。”他一直坚守着这一信念，执着追寻科学真理。他曾顶着44摄氏度的高温酷暑长途跋涉，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盆地开展勘察工作；也曾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元宵当天还下到为察看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手握冰冷的铁扶梯艰难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

始终保持年轻人的战斗姿态

“Never say too old and too late to learn and to do.”（学习、做事，永不言老、言晚。）孙钧院士经常以此告诫弟子们。他曾对一个年近半百的学生笑言：“人生四十刚起步，你今年还不到10岁呢。”耄耋之年的他总是自认为正值壮年，“数十年来，兢兢业业，自问没有一天敢稍有懈怠。”

孙钧院士参加学术研讨

他始终保持着年轻人奋进、拼搏的战斗姿态。正是得益于长年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关键科学问题上，他总能目光如炬，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精准把脉，求得从本质、机理上的认识，并谋求根本性的解决。

随着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如火如荼，地下铁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城等综合体蓬勃兴起，孙钧院士凭着在学界、业界的广泛影响力，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工程之间穿梭奔忙：技术论证、课题立项、详细勘察，为工程把脉，解决实际棘手难题等等，不一而足。

孙钧院士在港珠澳大桥

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孙院士又带领他的团队成员一起组成了大桥岛隧工程技术咨询团队，为大桥建设奉献专业智慧。老先生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会议室，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技术咨询和方案论证会议达四十来次。老院士一开始就极力推荐“宜选用海底沉管隧道”这一他认为最优的方案，终获各方赞同；针对岛隧过渡段海域的深厚软基区段，他极力推荐与当前采用管段柔性接头相适应的“挤密砂桩”复合地基工法，而摒弃不用刚性长桩，其科学有效性都被后来的工程实践所充分证明。

老先生一直保持着一位科学大师对工程问题的远见卓识和高度敏锐感。近年来，他密切关注隧道与地下工程中的节能环保新技术，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孙钧院士执教65周年时与学生们合影

在学术研讨会上，孙钧院士向青年弟子们介绍未来工程领域发展的新态势，那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和网络技术等在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中的风险预测预报、图像视频显示与分析、结构变形控制和专用程序软件研发等各门类子学科的开拓与创新。他谆谆告诫年轻人：“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现工程设计施工中的关键性标靶，设计优化新型创意性更好的土建结构，预控不测的投资和施工风险，有效弥补在传统技术研发中当前存在的投资大、效率低、周期长以及成果转化慢等缺点和存在的问题。”这些论述，令在座后辈们深深折服。

孙钧先生曾这样表露自己晚年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

鬓须尽霜耄耋年，老骥方知伏枥难；

科海遨欢忘荣辱，苦思求索总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