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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飞老师访谈
发布时间:2012-05-15        浏览次数:2015

 

采访目的

希望能从陈教授与同济一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中了解我们的过去,并得到陈教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寄语。

采访相关背景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院庆100周年,暨土木工程学院院史馆成立。

采访时间

2012年4月6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

同济新村 151-202室

采访对象

陈龙飞教授。

生于1935年10月。上海人。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制图学院。曾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系主任、中国测绘学会理事兼工程测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测绘学报》编委。现任国家土地管理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地籍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工程测量的教学与科研。主要研究成果有《测算法—地籍测量的思路、生产流程和软件包》获1992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山区城镇地籍测算信息系统》获1993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合作编制《三角网间接平差》、《三角网条件平差》、《航空区域网光束法》、《等高线绘制》、《测算法地籍测量》等8项计算程序。在上海电视塔、南京长江大桥变形监测、通讯卫星地面接收天线安装等10多项重大工程中负责测量技术工作。编著《工程测量》。发表论文有《日常地籍管理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论产权地籍》、《直伸形三角网的平差和优化设计》、《光速法》、《虎丘塔变形观测》、《电算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等20多篇。

采访形式

现场采访。(DV拍摄、照相)

采访问题

1) 您为何选择去苏联留学?之后为何回国?

答:年轻时家境贫寒,考入北大铁路系。当年北大铁路系调整,将我调至测量系。学习一段时间后遇上三下乡,和几位同学一同下乡。当时获悉苏州一所测量方面的中等教育学院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教育,或是全包还能提供两块香皂,一条毛巾。这种待遇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于是选择去了苏州。在苏州就读期间,我学习热情很高,通常上完课很快就做完作业,然后就四处转悠,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同学们提出的新问题各种各样,思路和视角都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所能发现的,在为他们解答的时候,我自己也同时在学习。正是这种考验,让我的成绩比较冒尖。后来国家政策调整,有了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我校当时一百五十名同学选六名,我成绩比较好,所以入选。

还记得国家给我们去俄国的学生提供了很多物资,我人生第一次穿毛衣,第一次穿西装皮鞋都是国家提供的。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家提供的机会。刚去俄国时,俄文很不好,但是我的时间基本都花在图书馆和教室,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颇有斩获。同学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学习努力的人,考试前一个星期,我的课程笔记就会被全借走。

后来学成回国前夕,其他同学选购了各种俄国的新鲜玩意,而我买了三百公斤的最新测量方面的书籍。

2) 在同济任教期间,您印象最深的参与的工程项目或者教学活动有哪些?

答:文革期间,我和我爱人被发配到干校接受再教育。但是当时上海电视塔工程在规模上是重大的挑战,于是把我从干校放回来参加工程的修建。电视塔高达一百二十米,采用的流线型的外观。由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保证从地面上向上直接修建时的准确监测定位,只能放倒修建再拉正。当时工程测量时决定这个工程修建形式的短板,总工询问是否能够采取电视塔平放成更低的姿态以便节省钢材。我作为测量方面的负责人,意识到这方面存在的挑战,但是方法总比困难多,于是我便应承了下来。之后陆续在结构制作以及关键节点位置遇到了技术上的挑战,我们的团队通力合作,解决了这些问题。

宁波沉管隧道工程也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工程。当时沉管结构在港内制作时并未考虑到监测定位的问题,导致在江面上施工时无法准确地定位。诸位知道一个成型的管节会有9个自由度需要确定,而结构大部分在水面下,普通的监测方法很难实现准确而有效的定位。对此,我提出采用在结构的上下管面附着标志点,同时结合管段两端的钢封门来体现管段结构的坐标特征。利用城市坐标,工程坐标以及检测对象本身的定位点实现分级定位。这个方法在应用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当时工程才开始不久,需要对前期的施工效果进行评审。通过计算会议前汇集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两个管段对接时还是有4.3公分的误差,这种误差会导致原定接头的防水功能失效。正是这个发现,得以发现施工中存在的误区,有效地避免了工程事故的发生。发现得早,因而损失也小。

在教学方面,有一点让我仍然觉得遗憾的是当年我撰写的测量学讲义在出版时的一些经历。在八十年代初,我花费大量精力撰写了一本测量学方面的讲义。内容少而精,至今仍然被不少学校作为研究生学习的教材。然而当时交由同济大学有关方面负责出版,在出版前未充分与我沟通,导致书中错误颇多。我主动向出版方提供了多达百余处的勘误表,可是未被采纳。初次出版,我获得一百本书籍作为稿酬,之后由于各方面的需求,我的这本书有我自己出钱再版。实际上这本书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被再版或改版多次,而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更别说稿酬之类。这一点让我对学校这方面的管理非常失望。这种不尊重我们做学问,花费大力气写书的行为,用于为出版社牟利,是在说不过去。现在老了,这件事也只能是遗憾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管理和体制上进行改进。

3) 您如何看目前同济的教育方式和发展形势?

答:现在也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时代。我的思想不算僵化,但是依然无法跟上这些人教育领域的变化。比如同济,现在就有不少校领导,从不曾涉猎学术领域,没有跟科研打过交道,但是却用行政的力量干涉科研与教学。这种发展形势,实际上是对教育的一种压迫和不尊重,希望这种管理方式能够被改进,教育得以被净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的乐园。

同时据我所知,学术造假现在也已经是蔚然成风,司空见惯。各种申报奖项、评定职称,让科研这个圈子乌烟瘴气。长此以往,不堪设想。

4) 您对在校学习的学生们有什么建议?

现在的大趋势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硕士、博士这样的高教育学历。而我认为要搞科研,一定心要纯,在科研上有兴趣,有天赋的话才做这个选择。扬长避短总会是正确的。若是不知所谓地来钻学问,到头来只会是耽误自己。

 

采访札记

一个下午的采访,我所了解到的陈老师,是一位一生都被学术所吸引的长者,年过八旬,追求却纯粹、简单而又执着。这种追求,透过采访向我们展示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的主线。

陈老师出身贫寒,在公派到俄国前,穿过的最好的一件衣服是父亲送给他的一套父亲单位分发的工装,由于苏州中级教育学院提供免费教育而选择去就读。年轻的他,心中唯一所想就是能够让家里的长辈不用为他的求学而又负担,同时把自己能学到的东西学好。通过自己努力考上北大,在苏州求学时让自己名列前茅,到俄国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学习笔记权威的“学霸”,从苏联回国时所带的只有三百公斤的书籍,这些画面为我们勾画出一位上进的寒门学子。

回国后赶上国内时局多变,各种遭遇远远超过一名单纯的学者所能应付。但在这样的环境下,陈老师仍旧只是以一个标准衡量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课题是眼下需要我去解决的?有什么是制约目前国内测量业水平的难题?就在和这些难题较劲时,不知不觉陈老师迎来了国家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大好发展的三十年。走过苦难,走过平坦,迎来退休。直到退休后,陈老师仍然参与了数个重大工程的顾问工作,为不少技术难点提供指导。

这些经历我们都毫不质疑——因为在下午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和陈老师进行得更多的是学术问题的讲解和探讨,而不是客套的官方对话。陈老师端坐在沙发上,没有喝水,也几乎没有停顿休息,而且越讲越兴奋。这份热情让我们两个后进学生相形见绌,深感惭愧。

他提出他眼下正在思考自己还留下的两个课题,一个是基于沉管隧道管节的定位,另一个则是在高铁施工中,订制的钢轨铺设如何实现快捷准确的自动定位问题,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取得一些进展。陈老师在讲述这两个未结课题时拔高的语调和无法掩饰的兴奋神情长久萦绕在笔者的脑海中,正是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探索、学习与征服,这种精神上纯粹的追求才是真正能让人踏踏实实地活一辈子的支柱。对于陈老师而言,将身心沉浸在学术之中,一生的追求有了主线,生活也就得以回归简单和真实。

有感于陈老师在学术追求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人格魅力,并且正好笔者近期在研究沉管隧道,于是笔者提出向陈老师提供该课题所需的隧道设计资料,并且协助文献查阅等工作。希望陈老师能完成自己这两个课题,而在为陈老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时,相信陈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与笔者也是润物无声的影响。

2012.4.6 付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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